台湾行政院“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”（促转会）2019年5月底发布纪录片《不是自己写的日记》，邀请1980年代在台湾大学中被政府情报单位监控的三位当事人，阅览当年情报单位监视他们的档案。“促转会”并宣布启动监控档案当事人阅览计划。这些情报档案“揭秘”的过程，引发台湾社会讨论。
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，开始实行“军事戒严”，至1987年蒋经国宣部台湾地区“解严”（金门、马祖两地则至1992年解严），党禁以及报禁解除。在戒严期间，因为各种政治理由而入狱或处以死刑的民众以及家属，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陆续得到平反，获得补偿。
然而，谁是加害者、或谁参与政府监视人民等细节相关的情报档案多数仍未公开。尤其许多知名案件，牵涉到过去政治人物或家属被谋杀等重大情节，几十年来尚未破案，相关情报单位甚至以“极机密”不予公开资料。“促转会”的新举措首次让这些档案得以见天日。
在野的国民党批判“转促会”仅关注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的争议，且认为“促转会”应该一并追究汉人对台湾原住民，以及日本殖民时代、“二战”期间慰安妇等侵害人权历史，但没有被“促转会”采纳。国民党并指“促转会”是针对国民党的“抄家”——“假借正义之名来推动违宪恶法，或是借此行整肃异己、迫害政敌”。
台湾“促转会”成立于2018年成立，隶属台湾行政院。“促转会”是参考各国对于威权时代对于人权侵害的历史而成立。
外界分析，下届总统选举即将来临，“促转会”是否会公布档案，这些档案是否会牵涉到国民党在威权时代的作为，如何影响到选举，都是焦点所在。
根据台湾官方统计，1983年台湾校园内共有超过5000名监控者。“促转会”目前的研究称，监控者不只来自国民党、情报单位或公务机关，还包括老师、亲友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甚至恋人。此次纪录片公布三位当时活跃于台湾学生及社会运动的当事人。
目前担任台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的林国明告诉BBC中文，他读到的档案是1984年他就读台湾大学社会系大一开始，到1988年大学毕业，整整四年的记录。林国明称，在校期间他加入台湾大学“大学新闻社”，与同学参加校外环保运动，主编的校园报纸报导国民党党部介入学生自治的事件，导致社团被学校停社一年，因而与其他同学在1986年发起“自由之爱”的校园运动，争取校园言论自由、大学自治。自此，他与其他参与者成为情报机关监视的对象。
林国明说，这些档案竟然可以细到当时他们在哪个同学家，讨论什么活动，谁说了什么话都可以详细纪录。他说：“我们有一场要去立法院请愿的活动，怕被阻扰，还分三个地点集合再出发，这些细节我自己都忘记了，没想到调查局的档案记录得清清楚楚。这么巨细靡遗的纪录是让我惊讶的地方。”
但他强调，在戒严时期，他并非天真地以为政府没有在监控民众，因为早在台北念高中时候就发现，政治启蒙比较早的同学就被学校教官盯上，后者甚至会派另一个同学去监视比较有政治意识的同学。
林国明告诉记者，与校园抗议行动无关的社团活动、聚会的细节都被纪录下来，关于自己档案的细节之多，林国明判断周遭监控的人，应该不只有一人。他补充称，“政府对于大学的监控特别之深，是害怕学生自由地接触和讨论会激发改革思想以及民主要求，进而质疑专制的政权。”
“台大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学府，如果台大的自由学风继续蔓延下去的话，会危及中华民国的生存。”另一位当事人谢颖青在档案中读到当时作为学生被监控的原因。
从1970年代开始，杨碧川因高中时期接触社会主义思潮而加入左翼团体，并因批评政府而入狱多年。1980年代出狱，杨碧川陆续与学生团体接触，在各大学社团讲授台湾历史以及社会主义。作为政治犯，杨碧川明白自己一直被情报机关监视，所以他说当时常跟新认识的朋友说：“你真的要跟我做朋友吗？你可能也会因此被监视。”
杨碧川向媒体解释，他在阅读自己的档案中发现，情报机关为了方便监控他，甚至在他家附近买了间房子，并趁他外出时潜入家中，将他读的书籍拍照纪录，拍下他公寓的格局。他没想到自己小孩的保姆也是线民，让他吃惊。
目前是执业律师的谢颖青则提到，这些密件公开，让他能读到自己30年前服兵役期间，母亲写来但被情报单位拦截的家书。“我是要感谢国民党还是调查局帮我留住了妈妈写给我的信？”他说。
林国明告诉记者，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有学弟跟社团朋友认错，表示自己被调查局收买。不过他并没有在场。根据在场的社团朋友转述，那位学弟是因为债务问题，情报单位表示可以帮他解决，因此成为线民。
林国明说，“后来大家没有追究，只要求他离开社团。但是从30年后读到的报告看来，我判断成为线民的不只他一人。”
台湾“促转会”表示，成为线民的理由有很多种，威胁利诱各种理由都有，所以线民一直是高度争议的角色。该会主任委员杨翠对台湾媒体说，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，“线民提供的资讯不一定正确，有可能也许是夸大某一个类型资讯，也有可能是虚实交织的，这都需要经过一个研究过程，档案才会发挥它最大的功效。”
研究台湾政治史的“促转会”委员叶虹灵同意线民资讯的复杂性。她强调，这个解密过程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动荡——“形同让这些过去由情报人员制作的文件或资讯，持续去带领‘转型正义’的讨论。所以，尽可能校正、分析档案资讯是不可省略的步骤，也是‘促转会’要持续邀请当事人前来阅览档案、提供意见的主因。”
谁会受到影响
林国明说，除了秘密监控之外，大学时期，在校园内的学运分子就常会被情报单位请去“喝咖啡聊天”。他回忆说，这些会面都不是问严肃的事情，但情报员都会有意无意透露出知道他们的社团的活动，甚至是个人生活的细节，似乎暗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掌握。 “他们大概知道我们喝完咖啡后都会到社团内讲，所以故意放讯息，让我们知道有监控存在，看能不能产生吓阻作用。”
林国明说，自己后来的人生没有因为这些监视纪录被直接影响，但他的许多朋友在服兵役的时候都会遇到麻烦。他又表示，当时知道自己因为有“黑资料”，日后若要进入学界，恐怕会受到阻扰，“因为彼时大学还是被国民党控制”。不过，“由于很多人的努力，促成民主转型，大学有了自主性，这些资料并没对自己求职造成影响”，他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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